虽然五年没有与《决策》联系，但是，几乎天天看《决策》的微信公众号，很多好的文章，我立马转发在我的微博微信上，让我的粉丝分享、学习。因此，此次《决策》要我写一篇与《决策》关系的文章，我感到很突然，很惊喜。《决策》还记得我这个老作者。

要解读我与《决策》的关系，需要“大数据”。我不由得想到知网。

打开知网，查到《决策》，再看作者，我是41篇，浪费了《决策》的不少稿费。我是长期在湖北学习、工作，我在湖北的任何一家杂志上都没有发表过这么多的文章。所以，我要衷心感谢安徽省的《决策》杂志给我提供了11年的发言平台。

我看到我认识的湖北作者贺雪峰88篇、乔新生39篇，说明《决策》历来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杂志。揽天下英才而用其文。

我在《决策》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内地劳动力短缺是好事》（2008-01-05）。最后一篇文章是《统一核算下的城市排名变局》（2019-01-05）。前后整整11年。

下载量最高的是《新预算法：20年的等待》（2014-10-05，下载量428）。

我自己觉得最得意之作是《我的车改之路》（2015-01-05），因为在2014年7月16日中央采纳了我的从1998年开始呼吁的公车改革建议，对全球宣布实行公车改革。在41篇中，与公车改革有关的有3篇。

41篇文章中，除了公车改革，最刺痛官员神经的是《下一个风口：拍卖公务宾馆》（2016-06-05）。

作为一个财经研究者，我的兴趣是，把财经研究、参政议政、写作稿件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的目标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被采纳。这三者一点都不矛盾，研究、写作，都是为了形成好的建议。有的文章实际上是我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通过民进中央向党中央提交的建议。在《决策》上发表之后，再经过酝酿，再提交，然后陆陆续续被采纳。举一个最近的例子。

2017年，民进中央采纳并递交了我的《以“总消费”替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建议》。此建议来源是北京市的统计制度创新。北京市将2017年定为“总消费元年”，在全国率先以总消费替代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作为衡量实际消费水平的指标。

总消费由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组成。相比起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消费能更全面反映生活性服务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状况，反映服务消费对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贡献，能更清晰解答“钱都去哪儿了”的问题。

正好《决策》找我约稿，于是刊登了《“总消费”统计为什么好》（2017-05-15）。有四个内容：一是消费的范围扩大了。二是把消费总量予以独立的研究。三是科学反映总消费的结构。四是明确商品消费的重点，推动服务消费业的发展。可见，在北京试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适时以“总消费”替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以及合并贸易经济处与服务业处的业务，是必要的。

现在，国家统计局终于运用了我呼吁的北京市统计局的做法。

国家统计局2023年8月15日首次增加发布服务零售额数据。数据显示，1至7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20.3%，明显快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的增速。

服务零售额主要是指企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户）以交易形式直接提供给个人和其他单位非生产、非经营用的服务价值的总和，旨在反映服务提供方以货币形式销售的属于消费的服务价值，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教育、卫生、体育、娱乐等领域服务活动的零售额。这也是国家统计局推动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侧重于反映实物商品的消费，但未包括餐饮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消费，难以全面反映消费市场的发展情况。为此，国家统计局开展贸经统计方法制度改革，拓展消费统计范围，建立反映服务消费发展情况的指标，即服务零售额。

安徽近年来，随着进入“长三角朋友圈”，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改革成果影响力大。建议《决策》增加改革创新的栏目，为全国的创新发展，先行一步。

最近，我在讲课中时常会提到安徽的五个创新。

一是构建科创金融政策体系。近年来，安徽从“贷、投、保、担”等方面着手，为科创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助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兴产业聚集地建设。截至2022年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3592亿元，较年初增加951.85亿元，科技型企业贷款增长36%。

具体措施是出台《安徽省科创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大型银行“科技金融服务特色支行”名单制管理方案（试行）》，率先设立全国首家省级政府性科技担保公司。推动保险机构设立3家科技支公司，推动企业上市。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提出“新三驾马车”：基础研发、产业升级、科创金融。你们可以请他来讲课。

二是“合肥模式”探索城市发展新途径。英国《经济学人》8月5日刊发长篇评论文章，深入分析合肥市的城市发展路径，称“合肥模式”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为中国其他城市发展提供实践范例。

“合肥模式”使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合力，共同培育高端制造、电动汽车、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等产业。全球液晶显示器的“领跑者”京东方、全球成长最快的新能源车企之一蔚来汽车，均有主要工厂位于合肥。中国智能语音领域“领头羊”科大讯飞则是由合肥当地高校创办的。中国最先进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是由合肥市政府与企业合资创立。

京东方8.5代线总投资285亿元，合肥投了210亿元，股票解禁后卖掉赚了100多亿元。

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模式”曾开创引入外资的先河，使中国南方成为世界工厂；诞生自中国东南部港口城市的“温州模式”则表明，通常依赖家庭储蓄运转的民营工厂也能够在遍布全国的销售代理

帮助下取得成功。如今，“合肥模式”有望成为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发展模板。

三是“科大硅谷”开辟校友经济3.0版本。2022年6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争取“科大硅谷”汇聚各类优秀人才超10万名，形成多层次基金体系，基金规模超2000亿元；集聚科技型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科创服务机构等超1万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00家，上市公司和独角兽企业50家以上，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成为全国科技体制创新的标杆。措施包括服务平台公司下设“科大硅谷”全球校友事务部，常态化联系对接中国科大等国内外高校院所全球校友。全球校友事务部在创新资源富集区域设立若干海外创新中心、海外联络站。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交流、离岸孵化等工作。

于是，这就在武汉校友经济1.0版本、厦门校友经济2.0版本之后，进入了合肥校友经济3.0版本。说实话，武汉人很羡慕你们。

四是公车改革管理创新。早在十多年前，中科院合肥分院一家公司，就给全省做了公车管理统一平台，一直到乡镇，公车轨迹都在上面，省纪委监管非常方便，我应邀去了一趟。后来各个县又对长距离用车补贴做了明确。最近，有的地方又在搞“私车公用补贴制度”。

2022年，安徽日报曾报道安徽省基层公务出行保障改革的进展与成效，许多地区探索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跨区域公务出行保障等措施，打通了基层公务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在芜湖市的一些乡镇，没新增、没租赁一台公务用车，基层公务出行不仅一点儿不“堵”，反而更“畅”。

比如，夏春上车用手机点开一个APP，输入出行人、目的地、工作事由等信息后，点击申请，显示“出行”。15分钟后，车辆到了水库边工作地点，夏春点击“到达”，这趟单子就完成了。APP上显示：单趟8.1公里，往返16.2公里，补贴25.3元。月底，整个月的公务出行补贴经审核公示后就会打到他账上来。

五是亩均论英雄。2021年，安徽省、合肥市相继拉开“亩均论英雄”改革大幕。所谓的“亩均论英雄”，即对工业企业、尤其是规上工业企业亩均效益开展评价，并依据结果“奖优汰劣”。“亩均论英雄”改革目的就是让“寸土”成为“寸金”。

这些创新之举需要在《决策》上予以长期而广泛的关注。

借此机会，给安徽提两个建议。

一是给安徽搞一个顶层设计，学习2003年浙江的“八八战略”。

二是在往东发展的同时，往西发展。最近，江西、湖北共同发展九江对面的湖北黄梅县小池镇。把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牌子挂在小池工业园。2009年中部崛起规划出来后，我大力呼吁大力发展小池，现在已经是正处级单位。我建议把小池作为安徽、江西、湖北三省跨省合作区。共同发展，对安徽西部发展绝对有好处。

再次感谢《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