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湖北每个县区都有公共卫生安全特派员……
针对荆门市统计上报2月19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107”问题，湖北省纪委监委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荆门市相关部门和人员在工作中，把握政策不准、履职尽责不力、审核把关不严。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荆门市委书记张爱国、市政府市长孙兵予以诫勉；对其他有关人员分别予以相应处分。
早在2月9日，针对深夜转运病人，服务不到位，武汉市副市长、武昌区、洪山区区长被中央指导组约谈。
26日，网上最热的问题就是，监狱刑满释放人员，在武汉封城、插翅难飞的情况下，怎么到了1174公里的北京家中？
更可怕的是，“送人回家”这样的“好人好事”，最近1个多月湖北监狱已经做了好几次。
而且，湖北监狱方面很坦然地说：制度规定就是这样，我们不能扣留。
唉！被封城一个多月的武汉人用“脚”都想得出来：监狱的刑满释放人员中的非武汉人，出了监狱，就是“滞留武汉的外地人”，那是绝对不能出城的。
为什么一个法治部门的人员不懂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呢？难怪要享受双重调查的“待遇”了——省里的调查组与司法部的调查组。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知，我们的干部在“边学边干”，有的学会了，就认认真真地去落实，干的还不错。有的没有学会，糊里糊涂地干，就出差错了，误国误民误自己。
确实，我们不能等大家都学会了再干，因为时间不等人，病毒不等人。
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案是有。
给湖北的每个区县派驻公共卫生安全特派员，每个地级市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组，直接听令于位于武汉的中央指导组。
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是模仿各省派出医疗队的做法。
我1月27日就提出了《关于一个省市区医疗队人与物援助湖北一个地级市的紧急建议》（湖北省政协APP社情民意信息目录为据）。
打开百度APP，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现在，在湖北的外省、军队医疗队人数达到38000人。
湖北每一个县区都有外省的医疗队在救治病人。昨天，中央指导组提出，如果县里的条件不够，就集中到地级市所在地救治。
面对湖北从上到下不太了解疫情、不知道病毒厉害的干部队伍来说，短时间内要把他们训练成为“公共卫生安全专家”，这太难了。“臣妾做不到”。
有一条捷径，就是从各省市区抽调300名左右的副处以上的各地公共卫生安全专家，进入湖北每一个县区，直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二是尽快进入战时管理模式。
有的干部还是用平时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现在可是战时管理模式。
湖北监狱系统就是一个典型。有两大问题，监狱出现数量不少的确诊病例，特别是女子监狱。用警车“礼送”刑满释放人员回家。有谁敢拦？
之所以造成这个问题，就是监狱系统的平时模式，没有及时转换为战时管理模式。从而犯了低级错误。
如果一开始湖北监狱系统就入驻一位公共卫生安全特派员，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战时管理模式，从而避免这些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是人员是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部分。
2月14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涉及到人财物三大方面，在武汉、成都、广州、上海、北京、长春等节点城市，设立大规模的仓库，医疗中心，以及一只高水平的公共卫生安全管理队伍。黄奇帆先生建议，十四五规划投入2000-3000亿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办一所高水平的公共卫生安全大学，这些都是好建议。
我的建议是，这一批公共卫生安全专家，平时分散在各省市区，有事时集中使用。
北京统计局就是这样，从2003年起，市区所有统计执法人员，一年集中到一个区，搞拉网式统计执法大检查，每个区挨着来。效果极好。2003年我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参加国家统计局的培训班，与当时的北京市统计局崔局长认识。了解这个情况。
四是提高疾控中心的权力。
27日上午10:00，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
钟南山院士说，12月中下旬，新冠肺炎已经出现了人传人，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了解、也没有得到重视。当时情况报告了地方CDC（疾控中心）、国家CDC，CDC的地位太低了，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专家组非常明确地提出已经有人传人，CDC只是技术部门，只能向上报告，地方政府决定是地方政府的事。CDC要有一定行政权。
因此，赋予疾控人员特殊的权力，作为特派员进入所有省市区的区县工作一段时间，是没有障碍的。
最后，我们推演一下：
1月23日，封城、封小区、封超市（只团购）、派出特派员，那结果会怎么样？
即使现在给湖北各县区派特派员还来得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