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新区，隶属郑州市，在行政上分别属于金水区、管城回族区、中牟县，位于郑州市主城区东部，规划控制面积370平方千米，管辖面积260平方千米。截至2021年末，全区常住人口96.02万人。郑东新区采取组团发展，将最初的150平方千米规划区域划分为CBD（中央商务区）、龙湖地区、商住物流区、龙子湖高校园区、高科技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若干组团。

2000年6月，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同志在郑州调研时提出“一定要增强郑州中心城市功能，加快全省城市化进程”，并强调“郑州市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城市规模”。同年，位于郑州市东郊的原军民合用机场启动迁建，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以该区域为核心，开发建设郑东新区的战略部署。2001年7月，按照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高起点、大手笔”的要求，郑州市对郑东新区总体规划进行了国际征集。2002年3月，郑州市人大对规划方案予以确认。2003年1月20日，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工为标志，郑东新区开发建设拉开序幕。

2011年，《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明确提出“加快推进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设，适时申请开展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业务”。

2022年，郑东新区生产总值排在第二。

郑东新区这个概念在网络上出现以后，对我的感触很大。武汉也应该有如此大手笔的规划。武汉有三镇，武昌南有光谷，汉阳西有车城，那么能够大面积发展的只有汉口北了。

此后，我一直呼吁建设2000平方公里的汉口北新区。形成武汉的“金三角”。覆盖东西湖、黄陂区、新洲区沿长江、汉江的一部分。重点是连接阳逻港与天河机场，形成“两港经济带”。

2017年1月，陈一新书记建议建设长江新城。2月，我参加了武汉市政协组织的长江新城的选址工作，极力建议新城放在汉口北——武湖一带。观点被采纳。

2019年年底，湖北省发改委官网发布《武汉城市圈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2019-2035年）》。这是自长江新城以来，最耀眼的规划。也是目前武汉最大的发展机遇。看得出来，“两港经济带”涵盖在“客货双枢纽物流经济带”中。

现在，中国有19个国家级新区，第19个是2017年4月1日公布的雄安新区。开始我认为是愚人节的事情。目前，有10个左右城市在争取成为第20个国家级新区。希望武汉能够梦想成真。

2022年2月27日，长江新城更名为长江新区，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复设立，同年2月28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召开武汉长江新区成立大会。长江新区从500平方公里扩大到650平方公里，覆盖到阳逻港，极大地加强了长江新区的实力。

2013年3月17日，在人大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四位副总理陪同参加。李克强在回答央视提问时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触动利益现在比触动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要趟，这关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人民中汲取，使改革迈出坚定的步伐。

2013年11月25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公布。条例规定，“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并明确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官方的这些表述，被专家解读为“公车改革方案终于尘埃落定”。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7月16日下午三点，通过央视访谈节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徘徊了20年的公车改革终于迎来全面启动之日。

其实我在15日的中午就知道了，有一家媒体“捷足先登”，预先对我实行了轰炸式的采访。16日下午，正是参加湖北省政协常委会，接受了30多家媒体的采访。记忆犹新。那是我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官员配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乃至更早，那时能够配车的官员通常要士大夫级别，这是身份和荣耀的象征。西汉昭帝时期的丞相田千秋，“得乘小车入宫殿中，因号车丞相”，子孙更是以车为姓。这种与车相伴的等级制度“穿越”到当下便是官员的特权思想。

改革开放前，由于条件所限，多数单位配车是以工作需要为轴心，拥有专车的更是少数高级领导干部。但是随着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不要说高级干部，乡镇一级，乃至村干部配车都不让人意外。这固然与经济发达、社会进步有关系，但这背后也意味着：全国数百万辆公车每年支出在官方口径的2000亿元到民间口径的4000亿元之间滚动。 

公车改革，就是坚决废除延续3、4千年的官轿制度，砍掉一个腐败的平台。我认为，公车改革一年可以节约1000亿元，而有的专家认为可以节约1500亿元。至于政治效应、社会效应，则无法计算。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2014年7月1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车改革方案实施后，可望较为明显地减少我国财政支出中的相关开支，明显降低公车使用的行政成本。

在贾康看来，公车改革在减少行政开支方面具有“N次减支”效应。最直接的就是减少了今后在车辆购置、运营方面的经费开支，包括与公车相关的司勤人员薪酬开支。

据贾康测算，本轮公车改革将涉及约80万辆全国公务用车、近6400辆中央国家机关本级公车。如以涉改车辆上一年在中央级的实际运营经费支出及相关人员经费支出总额为基数，以今后仅需于年度内开支的所有公职人员的交通补贴发放数来对冲，可算出相对应的实际支出总规模将从基数水平下降约7%。

贾康认为，如不车改，未来我国公车开支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这也是车改带来的又一重减支效应。“车改后可以避免因油价上升、停车费增加、司勤人员工资福利开支增加引起的行政成本，以及司勤人员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未来潜在支出，还有车辆配备数量增加等因素引起的行政成本。”他说。“如果把全国年度公车耗费的综合成本以若干年传闻中所说的3000亿元作为假设的具体数量依据，那么车改到位之后，每年因车改减少的支出将达到1500亿元以上。这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财政支出绩效水平的大好事。”

回眸往事，从郑东新区到公车改革，我们总能看到李克强总理的身影。今年是郑东新区启动建设20周年，作为中原城市新区建设的新名片，为中原城市区崛起起到了标杆模范作用。二十年沧海桑田，我们于岁月长河中回望，却见书写郑东新区第一页的那位同志已离我们远去，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而他将人民放在心里。仅以此文，致敬郑东新区发展成就，缅怀人民的好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