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无党派人士代表刘怡先后发言。

刘怡，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怡发言的基本内容是：促进消费可做的四项工作。

促进消费首先需要厘清消费的概念。从我们目前主要的三个消费统计指标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涵盖的范围还有所不足，比如该指标的消费服务只包含餐饮服务，不包括文化、医疗、教育、艺术、保险、金融中介、住房中介服务等服务性消费、虚拟商品消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通过抽样调查得到的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在准确性方面稍有欠缺。最终消费支出使用的核算类数据一般按年公布，难以用来观察短期经济走势。

中国的经济社会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数字经济的发展，都让中国有了发展新机遇。促进消费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一是拓展统计范围、提高统计频率，建立服务零售额统计。加快推进虚拟消费、服务消费纳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体系国家试点。

二是加强多渠道协同。统计部门应加强与税务、商务、交通物流和企业、研究机构等第三方平台的业务衔接，科学反映不同地区消费的真实情况。

三是完善税收分享制度，挖掘消费潜力。由于消费的税收转化率不如生产与投资，一直以来地方政府更重视固定资产投资。新经济业态、新消费形式下消费额归属地的争议，不仅影响各地经济核算，更涉及税收收入地区间划分原则的重新评估。调整税收分享制度有助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四是对数字经济发展加大投入。互联网需要的数据、基础设施，以及数据的利用和保护，既能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还能让信息的安全得到保障，应加大对数字经济的财政投入和对科技创新的税收支持，以科技创新带动消费增长。

在《税务研究》2021年第8期上，刘怡、张宁川、耿纯发表文章《增值税分享、消费统计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增值税分享由生产地原则改为消费地原则的思考》。其中提到：

在服务消费部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包含餐饮（2019年约占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35% ），缺少对文化、医疗、教育、艺术、保险、金融中介、住房中介服务等服务消费的考虑。

在服务消费快速发展、占比不断提高的当前和未来，如果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消费地原则下地方分享增值税收入的依据，可能使税收收入归属和各地的真实消费规模不匹配。

针对目前各消费指标的不足，我们建议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的基础上加入服务消费的内容，调整为“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以此为基础，我们测算了地方由按生产地原则分享增值税改为按消费地原则分享增值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在实践中，北京市和上海市浦东新区已率先作出尝试。北京市自2017年开始率先以“总消费”代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实际消费水平，总消费由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组成，其中服务消费包含消费者在交通、邮政、住宿、居住、教育、医疗、信息、文化体育娱乐等多个服务性行业的消费开支，弥补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能全面反映服务消费贡献的问题。

上海市浦东新区在2017年10月底正式发布了“社会消费总额”指标，在原先统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基础上新增“服务性消费总额”，用以反映浦东新区真实的消费规模、结构和速度。

2021年4月10日，“国家治理与地方税体系建设”研讨会暨第八届“邓子基财税学术论文奖”发布会在湖北经济学院成功举办。刘怡教授是一等奖获得者。我有幸与她认识。4月29日，我参加审计署在京召开的第五届特约审计员聘任会议。刘怡教授作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代表出席。

刘怡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消费统计、收税分享与经济增长”。

如何完善消费统计制度？这也是我关注的问题。

2017年，民进中央与湖北省政协采用了我的社情民意信息：《以“总消费”替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建议》。

具体内容如下：

从2017年起，北京对于总消费额的统计将以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共同统计，在全国率先以总消费代替传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作为衡量实际消费水平的指标。这种分类无疑是一种创新，整合了第三产业的部分内容。

笔者认为，好处多多。

一是消费的范围扩大了。总消费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用于消费的部分，它包括居民个人、企业(集体)和政府部门用于最终消费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全部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虽然也有服务业的内容，但是范围有限，部分内容在服务业统计范围内。可见，“总消费”指标的应用可以促进现行的统计方法制度的简化。服务业处与贸易经济处就有可以整合的空间，甚至可以统一为消费处。

二是把消费总量予以独立的研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6年消费对GDP贡献率达到64.6%。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一般在70%以上。可见中国的差距所在。总消费从全社会的角度反映了消费的总规模，有利于研究和观察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与有效供给，及消费构成、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等重要问题，为国家制定消费政策提供依据。可见，“总消费”是一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三是科学反映总消费的结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指标，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是“消费品+零售”，显得很单一。按照新的总消费指标的划分，2016年北京市实现总消费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其中，实现服务性消费8921.1亿元，增长 10.1%，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45%；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05.1亿元，增长6.5%，占总消费额的55%以上。网上销售是零售额增长的主要带动力，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2049亿元，增长2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8.6%，拉动全市零售额增长3.3个百分点。信息消费、文体娱乐消费、绿色消费较快增长。

四是明确商品消费的重点，推动服务消费业的发展。以北京为例，由于社区消费约占商品消费额的60%，北京决定在2017年抓紧社区商业发展，提升社区消费品质。2017年，北京将新增便民商业网点1000个左右，其中新建和规范提升200个蔬菜零售网点、200家连锁便利店、100个末端配送网点。2016年北京完成“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任务113项，完成率达80%。

可见，在北京试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适时以“总消费”替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以及合并贸易经济处与服务业处的业务，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