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引发关注讨论。李克强说，“怎么样保障那些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新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我们应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月收入仅1000元，用李克强的话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有了“月收入仅1000元”这个数字概念，其他什么都不用再说了。说实话，这个数字对我这个统计工作者冲击都很大。

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一万美元，户均资产300万元……对这6亿人来说，都是遥远的事情。

过去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城市低收入者因为旧城改造住进高楼，但是，并没有笑容，因为收入过低。农民搬进别墅，但是，都是旧家具，因为收入过低。其实，没有居民收入的增长，其他都是“天上的浮云”。

这6亿低收入人群，如何解决他们的收入提高的问题？

通过这次疫情的分析，以及长期以来城管与小商小贩之间的矛盾冲突，笔者认为，要保民生，就要在政策上与制度上予以创新，大力发展家庭经济与建立基本消费计划。

家庭经济是社会经济的最基础层面

在中国的民营经济层次中，有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民企集团，这些都是要求有一定的条件，比如营业场所、雇佣人数、经营发票等。

其实，还有一个更基础的经济层级，这就是家庭经济。家庭经济的内容比较宽松，以家庭成员为主，自由度非常高。比如，农村的家庭农业经营就是如此，种什么？怎么种？由家庭成员说了算。

农民还可以在房前屋后多发展种植业、养殖业。这是一种庭院经济。庭院经济是农民以自己的住宅院落及其周围为基地，以家庭为生产和经营单位，为自己和社会提供农业土特产品和有关服务的经济。

这两天正好看到一个案例。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发展绿色庭院2000余家，发展林下种养经济1万余亩，发展庭院农庄500余个。

案例一：在双溪桥镇三桥村，71岁的樊仁义依托美丽村湾建设的好环境，两年前将自家房屋改装成樊宣农庄，办起农家乐，游客四季不断，每年能为家庭带来10余万元的收入。

案例二：走进汀泗桥镇黄荆塘村8组，竹林摇曳，鸡群嬉闹。黑砖黛瓦，村湾整洁。30户村民的村湾宛若大庭院， 实现了环境美化和经济收益双丰收。原来，8组通过成立合作社集中在山间竹林养鸡，各家不仅分红分鸡，还保证了院落的整洁亮丽。

案例三：前院，茶花、月季花开得正艳；后院，柑橘树挂着丰硕的果实，红叶石楠、大叶女贞等各类绿化苗木随处可见——向阳湖镇铁铺村六组村民雷六云的家就在绿树果香之间。

雷六云家的院子原本空荡荡的。上世纪90年代末，偶然听说邻村亲戚卖树苗收入不错，夫妻俩主动上门学习技术，还将房前屋后的空地和一亩多田地全部种上果树苗。2004年，他们种植的第一批树苗出圃，挣了3000多元。

2010年，夫妻俩拿出积蓄，流转10亩土地，发展真正的苗圃基地。为引进合适的品种，雷六云把自家庭院当试验田。如今，基地每亩苗木产值近万元。他们承接周边的绿化工程，年收入6万余元，不但盖起两层楼的新房，还新买了一辆车。

那么，城市的家庭能不能也有这种自由经营的机会呢？在过去，城管十分严厉的情况下，是很困难的事。现在则有了“地摊经济”的复苏。

早在2007年全国两会前夕，上海、重庆两市先后实施“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和“有序开放马路摊点”的举措。

今年3月15日成都市出台《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营、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扩大停放区域等“五允许”，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同时临时占道经营需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和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工作。成都因为有序放开夜市，增加了1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

今年5月27日中央文明办改变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6月5日住建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印发通知，转发了《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

这说明这种家庭经济的生命力是十分旺盛的。有一位市民，白天在服装厂上班，晚上在夜市摆地摊，卖服装，收入大幅度增加。因此，家庭经济是立竿见影的经济，只要勤劳就可以致富。

家庭经济，就是由家庭成员决定的经济活动，摆地摊，卖红薯，蹬三轮车，贴手机膜，等等，都是可以有收入的家庭经济活动。地摊经济，属于家庭经济的一种。

在古代，市场的名字有市井、草市、夜市、早市、集市等。可以看出市场与地摊的密切关系。

市井，是指商肆集中的地方，古代又称作“市廛”。《管子·小匡》曰：“处商必就市井。”意思是有商人经营的地方就是市井。汉代长安有九个市，六市在大路西边，统称西市；三市在大路东边，统称东市。东西市以外还有个槐市。北魏洛阳有东市、大市、四通市等等。

草市，原来是乡村定期集市﹐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宋代﹐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居民点，个别的上升为县﹑镇﹔而紧临州县城郭的草市，则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市区。

夜市最早出现于唐代，但国家明文允许夜市，是在北宋开封东京城时期。后南宋迁都于临安（今杭州）。临安人口由于中原大量人口南迁同样多达百万，大街小巷店铺林立，早市、夜市“买卖昼夜不绝”。还有各种小贩、货郎叫卖，更增添了城市的“烟火气”。

早市，宋代之前，对开市的时间有限制。宋代开市国家明文规定允许早市，又称朝市。每天一早开市，交易只有2～3个小时。

集市是指定期聚集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形式。主要指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贸易组织形式，又称市集或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农村还有集市，每个村子固定一天，小商人就可以轮流到各村卖东西。所以，称为“赶集”。

发展家庭经济或者“地摊经济”，有三大好处，一是家庭经济减轻了中国就业的压力，二是满足了社会上方方面面的需要，三是培养了创业精神，大商大贩是由小商小贩发展而来的。1979年9月，武汉汉正街103位个体户获批摆地摊，才会有后来的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因此，目前不要过度关注地摊经济，而是要把地摊经济视为家庭经济的主要形式，并制定优惠政策，把家庭经济发展纳入一个长效发展的轨道，使之成为个体户经济、企业经济的策源地。

通过基本消费计划提升消费规模

地摊上的商品，应该是价廉物美的。因此，去逛地摊市场的，也大部分是收入不高者，或者喜欢品尝美食的。

因此，要让地摊经济健康且稳定的发展，要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建立基本消费计划。

4月19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一个消息，从4月1日起，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至830元/月、680元/月，分别比去年增加50元，同步提高其他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从4月起，在及时启动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的同时，增发1倍的临时价格补贴。3月至6月，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月各提高50元。

因此，武汉的低保人员，就是属于全国6亿人中的群体，月收入在1000元的范畴。尽管目前武汉市等各地发放消费券，提高了低保人员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但是，并不是长远之计和长效机制。

建议建立基本消费计划，提高低保人员的收入，真正提高中国的消费水平。

具体方案是，以当地上年月均消费水平一半确定城乡低保标准。

比如，2018年，武汉月均人消费支出2400元左右，那么，2019年的低保标准就应该在1200元。方法很简单。

这样的话，超市、地摊上的货才会有人买。